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的时代背景

 伟大的思想孕育于伟大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要全面深入准确把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首先应把握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这是一项前提性工作，深入研究尤为重要。

一、中国正步入“发展起来时期”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这就是说，从发展水平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未发展起来时期”和“发展起来时期”。从我国改革开放说起，1978年初期，我国总体上处于“未发展起来时期”；自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总体上正步入“发展起来时期”。这里讲的“发展起来时期”是相对于“未发展起来时期”而言的，它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般来说，历史发展时期不一样，提出的历史任务、实践要求和根本问题往往也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所思考的，大多是“未发展起来时期”所凸显出来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大都是“未发展起来时期”必须解决的任务。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党的全部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首要根本任务。从哲学上讲，这主要是解决人的“生存需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所思考的，总体上是我国进入“发展起来时期”，由大国成为强国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主要使命，也是完成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历史任务，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哲学上讲，这主要解决的是人的“发展需要”和“发展能力”。

二、中国正处在整体转型升级时期

从“未发展起来”走向“发展起来”，可称为发展水平的“升级”。这种升级既是“整体”的，从全方位展开；又是“转型”的，它是发展方式和状态的转变。由此，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呈现出“整体转型升级”的特征。

生产力的转型升级，是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在“未发展起来时期”，由于我国相对缺乏科学技术和人才资源，只能更多采取“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历史地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代价越来越大。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就内在要求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创新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大战略、大思路，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实施。实现创新发展，深刻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生产关系的转型升级，是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效率问题，我们强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虽然整个社会发展起来了，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物质财富日趋增多，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日趋增强，这就在实践上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要求。由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且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推行“精准扶贫”等重大举措。实现共享发展，深刻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型，是由“国家主导”走向更加注重“国家治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追赶西方”。国家主导体制对完成这两大任务最有效。这种体制的比较优势，就是决策正确，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进入了不同利益主体表达各种诉求的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也进入多发期。我们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上述矛盾及其难题，其实质，就是要更加注重“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注重协商共治，深刻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转型升级，是由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在我国“未发展起来时期”，由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为尽快“做大蛋糕”和“追赶西方”，我们常常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强调“重点”突破。在我国“发展起来时期”，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比较高，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不仅各个发展主体都提出了发展诉求，而且各种力量都力求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这种情境下便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深刻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三、中国正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上个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从历史看，“实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从现实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未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是鸦片战争170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的永恒主题，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在逻辑、核心要义，都是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展开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所概括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居于引领地位。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所有理论和实践创新，都紧紧围绕着实现民族复兴这个崇高目标而精进展开。

四、中国正处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期

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我们党面临着“四种挑战”。一是一些国家对我国围堵打压的挑战。尽管我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大国，难免被某些守成大国及有关国家视为“威胁”，这些国家就会防范甚至纵容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影响着国家安全。二是国外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往往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向我国渗透，竭力冲破我们的心理防线、精神防线和思想防线，影响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三是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主要包括“疆独”“藏独”“台独”势力所挑起的各种事端等，影响着民族安全。四是改革发展稳定遇到诸多难题的挑战。我们既面临着过去我国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难题，如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又面临着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方面存在的矛盾、问题和短板，也面临着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下行压力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都影响着我国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

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一是长期执政的考验。在我们党执政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并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二是改革开放的考验。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市场经济的考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党如何有效抵御世俗化、功利化、金钱化对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四是外部环境的考验。我们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日趋复杂严峻，各种围堵、遏制、打压、分化、唱衰中国的行径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境下，怎样才能顶住压力并积极作为？上述这些，对我们党的考验都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党面临着“四种危险”。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险，有些党员干部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缺乏斗志；二是能力不足的危险，有些党员干部缺乏工作制胜的本领，存在着本领恐慌，难以胜任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三是脱离群众的危险，有些党员干部“四风”严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背离了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四是消极腐败的危险，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严重侵蚀我们党的肌体。

我们党面临着“四种挑战”、“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意味着新一届党中央是在踏着“尖刀”前进，是在攀登一座没有探测过的险峻“高山”。就是说，新一届党中央面临的困难、挑战、风险是非常严峻的，要打的“铁”相当坚硬。打铁还需自身硬。因而，要积极应对上述挑战、考验和危险，要有效破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就必须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由衷地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执笔：韩庆祥）